周京新

水墨是中国画大家族中一呼百应、举足轻重的“当家人”，它之所以有如此威信，是因为在它的身上藏着一包有声有色、货真价实、积蓄了千百年的“干货”，那就是“笔墨”。真正有缘接近这个“当家人”，并能够领略“笔墨”风采的，大概都有这样一个认识：“当家人”和“笔墨”倒是通情达理，实实在在，而混在其左右附庸风雅、招摇过市的那些个虚张声势的“闲客”们，却是一群惯于装神弄鬼的半瓶之醋，它们的雅号仅一个字：“玄”。

甲

传说古时候有一个画家被人邀去参加笔会，他举止怪异，与众不同，马马虎虎地行了礼之后，便径自去了房里，虚掩门户，直到笔会开始了也没有动静，大家出于好奇，便上前窥视，才发现他竟然旁若无人地脱光了衣服，叉着两腿极不雅观地坐在地上。见此情景，主人家却十分赞叹：这才是真正的画家！据说，如此“解衣般礴”的用意在于放松身心，使自己不至于因精神紧张而画不出好画来，而且，这样做还符合了道家“任自然”的哲学思想呢。

每当想起这个故事，我都有种强烈的遗憾：若是那位“解衣般礴”的“真画者”当时光着身子所画的大作也能一并留传下来就好了，叫咱们也开开眼，验证一下他的衣服是否脱得值得，脱得有道理。当然，对这位两千多年前的同行老前辈来说，这样的要求也许过分了些，但是不是“真画者”，无论何时都应该以画为断，要看他的画里有没有货真价实的东西，仅是举止怪异不足为凭，何况，真的要在作画的时候达到散淡怀抱、恣情任性、自然放松的高境界，首先得对这些画外修养心领神会，并能找准合适自己的方式，把它们和画里的讲究联系起来，进而用画笔去实现。据我体会，这个过程大都是潜伏在人的心里，是精神活动，堪称“真画者”的，倒是应该平平静静、不动声色地就拿出了叫人吃惊佩服的好画来，那才“真”得实在。相反，非得又脱衣服又叉腿地坐在地上，搞出些怪里怪气的动静才算“任自然”的“真画者”，起码可以说他本领不济，心境不高，再深究一步，则大有故弄玄虚、以假乱真之嫌了。与之相比，当今的许多同门“画家”可谓青出于蓝，思想和胆量都大大地解放了，对于他们来讲，欲赚得个“任自然”的“真画者”之名，已然用不着像这位老前辈那样脱光衣服赖在地上辛苦一场，使了那么大的劲儿，才吸引别人发现自己是“真画者”，他们只需在有人看得见和听得见的地方，挺直了胸脯，亮开嗓门连声大呼“吾乃真画者也”，就万事大吉了。

乙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曾经说过：“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依我理解，这里说的就是手法和心境两个层面的关系。可以将它比作笔墨造型语言的两个层次：“手挥五弦”好比用笔用墨及其造型表现的具体技巧，是手法；“目送归鸿”好比笔墨造型语言所能传递的精神境界及其内在品质，是心境。其实，手法和心境是不可分割的一体，手法不好，心境不高；心境不高，手法难好。轻视或偏重任何一方，都会造成笔墨造型语言质量的残疾，不成体统。故而，应该给这句话加上两个字：手挥五弦不易，目送归鸿更难。

“手挥五弦”为的是凑出琴曲，其前提是手上晓得怎样“挥五弦”，能“操”、“弄”、“畅”、“引”，按律入调，进而才有本钱在“五弦”之上遣送心志，追求所谓“目送归鸿”的琴曲意境，抒发自己的情感，也感动别人。“竹林七贤”中的嵇康虽然脾气坏，好“白眼”待人，却能以一曲《广陵散》惊天动地，这首先还得归结于他是个真正的琴家，有“手挥五弦”的本领。不过，听说陶渊明先生就不吃这一套，他之所以也被尊为大琴家，是因为他能有滋有味地抚弄无弦琴，并让满座高朋陶醉不已。所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真够玄的。

陶老先生挥不得“五弦”却照样能“目送归鸿”的绝活是真是假，在此不敢妄加猜疑，但有一点我却可以断定，陶醉于无弦琴的高朋们必为两类：一类是高明的内行，不仅通晓“手挥五弦”之道，对“目送归鸿”的诀窍也早已烂熟于心，属于不点就透的主儿；另一类则是纯粹的外行，不仅没有“手挥五弦”的知识，对“目送归鸿”亦全然不晓，属于听了也白听的主儿。总而言之，这两类高朋虽然一个心中有数不想说，一个心里没底不敢说，却都是极容易打发的，因为他们同属于姜太公所钓之“鱼”中的“愿者”，面对陶老先生的表演，扮演了一群称职观众加“托儿”的角色。有了这样一唱一和、神乎其神的固定搭配，没有“弦上音”的“琴中趣”才能够搞定。如此不花气力就有玄妙效果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联系起来一看，我进而又发现，眼前的水墨舞台上还真的涌现了不少与抚弄无弦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表演，那是一个不小的误区。有的将“手挥五弦”看得很容易，胡乱操练了一阵就自以为够本了，其实还没入门；有的认为“手挥五弦”老朽，必须彻底改造，于是乎，或将弦儿揉乱，或将弦儿扯断，各自一弹，果然也有声音出来，虽不甚悦耳，旋律也不甚明确，亦呱呱然不同凡响。至于“目送归鸿”这一幕，大家都十分重视，必定要在“手挥五弦”之前精心策划一番，力求在“送”的说法上先发制人，创造新意，或目送火箭，或曰目送卫星，甚至要目送UFO，并在“送”的线路预报方面竭尽拐弯抹角、曲折迂回之势，以示艰难和玄奥。虽然其各自的“五弦”尚未挥成（或是根本就没有那根琴弦），却十分坚信起来，自以为目送火箭、目送卫星或是目送UFO的水平与“目送归鸿”者已然不能同日而语，因为本“送”法是最独特、最高深、最玄奥，所以也就必然“送”得最高、最远、最了不起了。

呜呼，陶老先生当愧叹不如，顾虎头则更要无地自容了！

丙

不知何时，“画”的队伍里出现了一个神神叨叨的新品种，虽然也号称“水墨”，却似乎大有与众不同之处，因为，据说它能像大百科全书似的，要什么就有什么。许多在世人看来十分神秘且高深莫测的东西，在它那儿却似探囊取物，应有尽有。如深奥的哲学，神圣的宗教，庄严的主义，伟大的思想等等等等，都可以在这种“水墨”里面制造出来，又快又好。说到它的样子，则无定式，或简为几个东西，或繁为一堆东西；或花花绿绿多彩，或浓浓淡淡黑白，虽然看上去并没有什么难处，但越是这样就越不可小瞧它们，因为最重要、最了不起的是，它们的作者已经在这里面巧妙地埋藏了“哲学”、“宗教”、“主义”、“思想”等深奥的东西，而且意义十分重大。至于读者能不能从这里看出名堂、受到教益并从此茅塞顿开，那就要看他是否在行，是否有水平了。

这些“哲学画”、“宗教画”、“主义画”和“思想画”们有个共同之处：无论是高深莫测的画外“音”，还是没有难度的画中“画”，都散发着一股浓浓的、似曾相识的洋腔洋调。起先，人们大都对此只觉着新奇，并不晓得它们的出处，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漂洋过海去看西洋景，并且将它们收集起来，大包小包地带回家来四处传送，紧绷着的新奇感才得以彻底放松，见怪不怪了。但是，不管怎样，“哲学画”等的制造者们依然坚守自己的“阵地”不退步，既不屑于答理已然“穷途末路”的中国画，也绝不承认自己学了“洋腔洋调”，他们一再申明：“哲学画”等确实是他们自己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原创”出来的，过去从来不曾有过。

看来，要想轻轻松松做画家，并且是大画家，必须有窍门，除了要敢想、敢说、敢干、有超人的胆量，还要尽量搞出些“玄”乎的、神秘的效果来，那样才能出奇制胜，立于不败。诸葛亮使“空城计”，无非是派几个老军大开着四门扫扫地，在空空如也的城头上抚一抚琴，唬得司马懿一下子就想到了刀兵四伏，吓得抱头鼠窜。而那些画“哲学画”、“宗教画”、“主义画”和“思想画”的“大画家”们，则只需在他们大大小小的纸素上面蘸着墨、和着水、胡乱涂几下，就能叫你看到几乎整个世界！

丁

依我看，诸葛先生不仅有学问，而且勇于一反常态，他能吓退十五万司马大军，主要不是靠那几个毫无战斗力、只能扫扫地的老军，而是靠自己壮着胆子在高高的城头上“焚香操琴”这一悬招。因为有学问，所以有底气，因为深知对手，所以敢于弄悬。司马都督则吃亏在自己超人的直觉想象力上面，眼前屈指可数的老弱残兵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面前高高的城头上泰然自若、“焚香操琴”的那个老对手——“一生谨慎，从不弄险”的“诸葛村夫”！越是“空”，越可能“满”，越是胜券在握，越要小心谨慎。可以想象，当时拥在城下的十五万魏军一定是人欢马叫吵闹得厉害，加之城墙太高，琴声太小，老耳龙钟的司马都督即便也通晓琴律，又能听得出什么名堂来？如此，难怪那“诸葛村夫”当时“操”的什么曲，“操”的水平如何，“操”的有没有破绽？乃至于他的三尺瑶琴上到底有没有琴弦，统统都被忽略了。

一个有底气的冒险与一个重直觉的谨慎，促成了这一出冠绝古今的“空城计”，面对特殊情况，两个有真本领的人都选择了一反常态，不想铤而走险的司马都督，在撤退的时候，一定是把被蜀军伏兵追杀的可能考虑到的，而诸葛军师在冒险之前，也必然做好了计破被俘、英勇就义的准备了。这的确是一个十分经典的战例，但不是常法儿，无论诸葛军师还是司马都督一定都不愿意反复使它的。

也许是受此启发，现今在画事上玩“空城计”的大有人在了，但他们与诸葛军师和司马都督的情况完全不同，既没有刻意冒险和力求谨慎的意识，更没有满腹韬略、身经百战的底气，为了让自己尽快成名成家，来不及在自己的画里招兵买马建城池，甚至连琴也不会弹，就凭着无知、无能、无廉耻的“三无精神”，拿着半瓶子醋，浑身毛病就冲出来捞世界了。虽说这样的“空城计”太多太滥太不值得一提，竟然也招来了不少捧场喝好的，后者比当年那些糊里糊涂为诸葛军师扫城门的老军要多得多，却更加无知，更加可悲，也更加可怜。相比之下，那些为数不多的手里有精兵强将，有本事有城池，实实在在不爱唱“空城计”的反而受了冷落……“空城计”横行天下，诸葛军师和司马都督若在天有灵，一定是哭笑不得哦。

记得有一回，我在黄山脚下一个乡村小饭庄的门前看到一副对联：“一粒米中藏世界，半边锅里煮乾坤。”感觉不错就走进门去瞧瞧，竟也被吓得转身就逃，似司马懿一般头也不敢回。说来也怪，小饭庄那可怕的饭菜虽然绝对不想去吃，但这副对联倒是过目不忘了。今番触景生情，重新吟来嚼嚼滋味，果然，果然。

1999年元月于金陵黄瓜园